“拯救哪怕一个同胞”：美籍亚美尼亚艺术家霍夫塞普·普什曼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1915年声明
霍夫塞普·普什曼（1877–1966）在二十世纪艺术史上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他是一位亚美尼亚裔出生的美国画家，其沉静的静物画和细腻的人物画始终融入了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古玩。他的构图常常出现佛陀、菩萨、观音、唐代马俑以及马球骑手俑等形象，置于神秘而寓言的氛围之中，并以卓越的色彩与技法完成。这些作品赢得了法国和美国评论界的持续赞誉。普什曼的艺术原则强调三个核心要素：色彩、造型和想象力，其中色彩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元素。他的画作笼罩在一种神秘的、黄昏般的光辉中，让人联想到烛光。他意图让作品发挥象征功能，有时甚至为其配以神秘主义或精神性的解读。 然而，在普什曼作品精致的表面之下，隐藏着一种深植于心的政治意识——这位艺术家并不避讳公开表达这种意识。这种意识在1915年11月接受《密尔沃基领袖报》采访时变得明确，当时正值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时期。据该报1915年11月1日的报道，普什曼的二十幅画作正在密尔沃基艺术协会的工作室展出。彼时，艺术家于1914年战争爆发后逃离巴黎，于同年10月抵达美国并在芝加哥定居。报纸称，普什曼的作品色彩鲜明，已在巴黎获得声誉，此次展览“非同寻常”。 在采访中，普什曼说道：“我很高兴我的画作受到评论家的称赞，但这并非为我个人，而是因为我是一名亚美尼亚人，是一个多年来在土耳其压迫下遭受苦难的民族的代表。我的抱负是向世人展示我的同胞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随后，他发表了一段值得仔细审视的控诉：“五百年来，土耳其人在任何领域都未产生过一个杰出人物，然而在此期间，他们屠杀了我的数百万同胞。如果我能展示亚美尼亚民族的能力，并因此帮助拯救哪怕一个同胞免于土耳其人的迫害和屠杀，我便心满意足。” 这些言论必须在种族灭绝的具体历史与修辞框架中加以解读。“数百万”这一量词反映了奥斯曼暴行的规模，而“迫害与屠杀”的并列则映照了种族灭绝进程的双重结构：系统性的剥夺与强迫行军，随后是大规模杀戮。更具批判性的是，普什曼将自己的艺术成就重新定义为一种集体生存的战略行为。他将评论界的赞誉不视为个人成就，而是作为一种代表整个民族进行干预的机制，从而将艺术的常规审美价值转化为一种保护手段。 然而，在普什曼向美国公众发表这些声明之前，他的作品已经引起了亚美尼亚文化评论界的关注。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更早的一次展览中，他展出的作品《亚美尼亚之花》曾得到阿尔沙克·乔巴尼安（1872–1954）的细致描述与赞许。乔巴尼安是颇具影响力的亚美尼亚文学评论家、记者和政治活动家，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谴责奥斯曼政府的种族灭绝政策。乔巴尼安观察到，那位裹着迪格拉纳盖尔德披肩、长着黑色大眼睛的羞怯亚美尼亚女孩，凝聚了亚美尼亚女性的优雅、魅力与品格。无需赘言，普什曼后来将这种“花朵母题”与“亚美尼亚女孩品格”之间的隐喻联系运用到了他的一幅标志性具象作品《希望》中——这幅画作承载了更为直接的政治含义。 《希望》（约1916年）是普什曼十四岁的侄女朵拉的肖像，她身着传统亚美尼亚服饰，手捧一朵白色的高山雪滴花。该画采用正式的四分之三身长构图：少女置于深色、未加刻画的背景前，观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她的形象和那朵花上。朵拉的表情是一种安静的忧郁：她的目光略微向下，偏离观看者，这种构图选择唤起的是内省而非直接的呼吁。这种内省的特质与普什曼更广泛的艺术实践相契合——在那些作品中，物体和人物常常浸润于一种沉思式的亲密感之中。朵拉手中的高山雪滴花富含文化象征意义：在近东传统中，它被视为好运和驱邪的象征；它在亚美尼亚的出现预示着冬天的结束和春天的到来——一个美好时光将至的兆头。因此，朵拉与花朵共同构成了一则关于韧性与重生的寓言，少女悲伤的沉静与花朵所承诺的光明日子形成了对照。因此，朵拉与花朵共同构成了一则关于韧性与重生的寓言，少女悲伤的沉静与花朵所承诺的光明日子形成了对照。 《希望》的政治含义最终在1917年11月27日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那一天，普什曼的妻子朱莉娅带领一个亚美尼亚代表团前往白宫，会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阿莉兹·库尔基扬女士将这幅画呈交给威尔逊，并发表简短讲话，表达了亚美尼亚人民对美国在他们危难之际伸出援手的感激之情。画框上的铭文写道：“以此表达对他（威尔逊）努力帮助苦难的亚美尼亚所激发的希望与感激之情——这份情感铭刻在所有亚美尼亚女性的心中。”库尔基扬后来回忆说，在她致辞时，她看到威尔逊总统拭去了眼角的泪水，他被这幅画的象征意义深深打动。《希望》在威尔逊总统任期的剩余岁月里一直留在白宫；威尔逊夫妇搬至华盛顿特区S街的私人住所后，总统选择将它挂在客厅的壁炉上方，至今仍在原处对公众展示。综上所述，普什曼在1915年至1917年间的艺术与政治活动构成了一套针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协调回应：从具象绘画到直接言论，从画廊展厅到外交权力中心。他的职业生涯因而示范了在大规模暴行的条件下，审美生产如何能够同时发挥记录、倡导和纪念的功能。在种族灭绝111周年之际，普什曼的文字与图像依然有能力使观众直面历史见证所提出的道德要求。
一副铭刻亚美尼亚文的罕见手套：缝合历史、家族、传统与失落
作者：Ani Margaryan Withi亚美尼亚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收录着一副编号为E-No. 1303的羊毛手套，其断代为十九世纪末，具体产地不详。该文物的核心历史关联源于织物上编织的亚美尼亚铭文：“ՍԱՐԳԻՍ ՍԻՄԱՎՈՆԵԱՆ”——萨尔基斯·西马沃尼安。这一姓名学证据将物品与特定家族世系联系起来，并将其置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更广阔历史叙事中加以考察。研究表明，西马沃尼安家族源自巴伊布尔特，该地区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北部，气候为严酷的大陆性气候，羊毛手部覆盖物在此具有实用必要性。该家族的显赫地位与最终命运记录在1916年3月18日纽约出版的亚美尼亚期刊《Gotchnag》中，该期刊转载了第比利斯《Horizon》期刊的一篇报道。报道详述，1915年5月15日，巴伊布尔特的亚美尼亚显要人物被捕。列名者包括哈吉·西蒙、哈马扎斯布、阿尔沙格与德尔塔德·西马沃尼安，以及哈戈普·阿格帕里安、瓦加尔沙格·卢西吉安、加拉贝德·萨拉菲安、加拉贝德·杜尔杜里安与当地主教；他们随后被带至一处名为乌尔巴吉·奥格鲁谷的地点处决。这一记录确立了该手套作为种族灭绝期间几近覆灭家族的一种潜在的、罕见的实体遗存，而西马沃尼安这个姓氏本身在词源上便与“照耀”之意相关联。 这副手套构成了色彩与符号元素的复杂合成体。其装饰方案采用了亮红、暗红、绿、赭石、白与蓝的色调，并组织成鲜明的水平条带，这是亚美尼亚装饰艺术中一种根本性的构图结构。表面密集布满了几何、动物与花卉图案相结合的综合装饰体系。显著的母题包括三件精细绘制的容器——一个中央红色水罐，两侧各伴有一个蓝色水罐——每一件都具有清晰的边缘与把手。一条主导性的饰带呈现一个大型、风格化的生命树图案，中央置有十字架，标示着基督教象征意义。随后的条带包含成排高度风格化的马或犬科动物形态，而手指部分则展示着重复序列的人形图案。这套装饰语汇——涵盖了辟邪与繁衍符号、基督教与前基督教意象的融合，以及分舱式布局——与亚美尼亚地毯编织传统，尤其是以马匹母题著称的阿尔察赫等地区的产品，展现出直接的风格平行关系。这种视觉语言强烈暗示其制造于亚美尼亚民间环境之中，反映了共同的信仰体系与艺术惯例。 这种结构化、重复的装饰体系使手套与亚美尼亚物质文化的其他类别相呼应，特别是针织钱包、马鞍袋，以及最为相似的、被称为“arakhtsi”的便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中存有一个可资比较的实例：一顶约1860年代的小型便帽，为一位伊朗亚美尼亚人在德黑兰制作，采用突尼斯或阿富汗钩针技法，以相似色系的丝线装饰。它与手套共享包含花卉与树木母题的有序水平条带这一形式原则，并且关键的是，具有风格近似的亚美尼亚铭文。这种形式上的亲缘关系将西马沃尼安手套归入一类公认的个性化亚美尼亚饰品类型，这类物品通常为婚礼等活动定制。醒目的容器母题可能暗示物主的陶器或金属加工职业，或者，如同在亚美尼亚墓碑上所见，象征着仪式性的宴饮。 这副手套的稀有性源于其在规范的亚美尼亚民族服饰体系中属于非传统元素，该体系传统上强调腰带、头饰和马鞍袋。它们的存在标志着对西方服饰形式的采纳，目前已知可比的亚美尼亚实例极少。手套的全球历史可追溯其从古代功能性手部覆盖物，演变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欧洲具有仪式与社会重要性的物件，当时它们充当了皇室、司法和主教权威的标志。至十九世纪，手套已成为欧洲资产阶级服饰的常规组成部分，这一规范影响了亚美尼亚的城市着装。然而，西马沃尼安手套通过完全融入一种本土的视觉程序，颠覆了这种西方形式。在技术与审美上，其针织结构、鲜艳的多彩配色以及对禽鸟与花卉母题规整的重复运用，与爱沙尼亚和芬兰的民间针织传统显示出比西欧手套制造中使用的精细皮革或刺绣丝绸更强的亲缘性。这种亲缘性指向北欧与亚美尼亚民间纺织品生产中存在一种共享的语法，即羊毛针织作为一种媒介，用于承载密集的、象征性的图案，这与西欧的贵族或礼仪手套传统截然不同。 生命树图案中对十字架的融入，引发了对中世纪礼仪手套传统的比较分析。正如12至13世纪法国实例所证明的，主教手套通常带有铭刻或刺绣的圆形饰章，其上有诸如“Dextera Domini”（主之右手）和“Agnus Dei”（神之羔羊）等公式，用以神圣化主教之手，并将其角色与神学概念对齐。虽然西马沃尼安手套是世俗器物，但一种平行的神圣化功能在起作用。十字架作为一个核心的合法化象征，将手套转变为信仰与社群认同的载体，其功能类似于“Dextera Domini”铭文，通过主张神圣认可与保护来发挥作用。这种将神圣象征融入个人物品的做法，与中世纪将手套视为“instrumentum, signum, et ornamentum”（工具、标志与装饰）的观念产生共鸣，此处则在亚美尼亚语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创造一种具有保护性、确认身份的物品，而非教会等级的标记。 因此，萨尔基斯·西马沃尼安的手套是一种具有多重意义的器物。它们代表着对气候的功能性适应、对西方服饰形式的采纳，以及通过象征性装饰对文化身份的深刻宣示。作为个人传记的器物——可能是仪式性礼物——它们的遗存被西马沃尼安家族所遭受的历史创伤所框定。其复杂的图案描绘了一个关于信仰、社群与艺术延续性的宇宙观。其技术表明参与了一种跨区域的民间纺织语言，而其图像志则牢牢植根于一个特定的、遭受威胁的遗产之中。它们不仅仅是手部覆盖物，更是一份关于文化韧性、家族记忆的紧凑证物，见证了一种成功将外来形式转化为承载深刻而持久遗产之载体的艺术实践。
线上“咖啡对谈”连结中国与波兰的亚美尼亚侨民社群
1月10日，一场题为“咖啡对谈：侨民之声”的鼓舞人心的线上论坛成功汇集了来自全球各地亚美尼亚社群的专业青年。本次活动由亚美尼亚侨民青年大使马内·瓦尔达尼扬（中国）与耶娃·霍夫塞皮扬（波兰） 共同召集，凸显了这两大充满活力的侨民枢纽之间的特殊联系。讨论促进了关于亚美尼亚侨民生活的丰富而坦诚的交流，探讨了塑造从东亚到欧洲各社群的独特经历。与会者公开讨论了地区差异，然而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主线浮现出来：即对支持亚美尼亚、推进其全球议程坚定不移的共同承诺。除了这项统一的使命，与会者们还深入探讨了个人与职业叙事，分享了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前行的策略。对话的核心在于如何在追求个人成长的同时保持自身的亚美尼亚身份认同，以及如何从远方与祖国建立可持续且有意义的联系。此次对话特别展示了中国与波兰亚美尼亚社群的独特活力。来自中国的参与者重点介绍了诸如中国亚美尼亚学生联合会与ChinArmArt文化平台等日益壮大的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了该社群在有组织地、积极地参与地方及全球亚美尼亚事务方面的努力。与会者代表了广泛的专业领域，背景涵盖国际关系、翻译研究、法律、历史、艺术史、娱乐产业及汉学等领域，展现了侨民人才多元化且充满活力的面貌。
亚美尼亚学者出席北京2025全球治理与文化研究国际论坛
2025年11月12日至13日，亚美尼亚艺术史学家、丝绸之路研究与跨文化研究专家安妮·马尔加良博士荣幸代表亚美尼亚，出席在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隆重举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乂思想海外研究论坛——百年变局与中国之治"高级别国际会议。本次高端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汇聚了来自35个国家的200余位学者、研究人员与专业人士。作为本届论坛唯一受邀发言的亚美尼亚学者，马尔加良博士围绕中亚文化互动的历史渊源及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当代意义贡献了专业见解。此次参会使亚美尼亚得以在国际舞台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学术价值，彰显了亚美尼亚学术研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的持久影响力。论坛云集了来自美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和土耳其等多国代表，议题涵盖政治治理、经济合作与跨文化交流等全球性议题。这场学术盛会为国际学界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不仅激发了创新思维，更开拓了合作空间。通过此次论坛，我们深刻认识到持续深化学习、适应新型研究方法、提升中文语言能力对加强学术纽带、深入参与国际对话的重要性。论坛同时彰显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协同发展、破解国际难题、促进文明互鉴方面的重要贡献，正日益成为塑造未来全球治理格局的核心力量。
2025年亚美尼亚全国青年论坛圆满落幕
2025年亚美尼亚全国青年论坛暨2024-2025年侨民青年大使计划（DYAP）在埃里温圆满落幕。为期三天的活动汇聚了800名来自海外侨民和亚美尼亚的18至35岁亚美尼亚青年，共同探讨、举办研讨会和文化交流。与会者就泛亚美尼亚问题、社区建设战略和青年赋权倡议进行了圆桌辩论，加强了全球亚美尼亚社区之间的联系。亚美尼亚侨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通过其认证项目表彰了杰出贡献者，尤其重视跨境合作项目。论坛成果包括侨民组织与亚美尼亚机构之间新的伙伴关系提案，特别是在教育、技术和文化保护领域。闭幕式强调了青年主导的亚美尼亚-侨民合作解决方案，并为来年设定了切实可行的目标。包括五公里马拉松和艺术表演在内的文化活动，凸显了全球亚美尼亚青年的团结。今年的论坛标志着亚美尼亚社群首次通过DYAP项目正式参与中国论坛。Ani Margaryan代表Ani Margaryan，参加了论坛。Margaryan荣获了亚美尼亚侨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颁发的两份嘉奖证书——表彰她参与了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并成功完成了DYAP项目。
一件工艺精湛的亚美尼亚新娘嫁妆：揭秘大英博物馆19世纪纺织珍品
这批非凡的嫁妆最初于1934年被编入目录，当时被归类为玩偶服饰，后来被确认为完整的19世纪亚美尼亚新娘嫁妆——一件极其罕见且保存完好的典范，展现了亚美尼亚侨民群体的婚礼传统、纺织艺术和装饰设计。这件嫁妆包含87件微型服装，曾作为富裕新娘的样品收藏，展现了亚美尼亚女裁缝的精湛技艺，以及伊朗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传统之间丰富的跨文化交流。这件嫁妆收藏在一个华丽的织物衬里的木制婚礼箱中，内含84件精心制作的奢华丝绸和精美纺织品。这些服装体现了亚美尼亚纺织品生产的最高水准，其精湛的色彩搭配、繁复的刺绣和精致的剪裁体现了亚美尼亚都市精英的精致品味。新娘服饰元素包括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连衣裙、围裙、衬裙、夹克和面纱，每件都展现出精湛的工艺。信封状容器（其中一些装有《古兰经》）的存在表明，这些物品可能起源于东亚美尼亚或伊朗亚美尼亚社区，在那里，这些物品兼具实用和礼仪意义。该系列彰显了先进的纺织工艺，包括精致的刺绣、精准的贴花和复杂的编织图案。裤装、披肩和头巾的设计变化展现了地域美学的多样性，而小袋、腰带和装饰性家居布等配饰则展现了新娘纺织品与日常生活的融合。藏品中保留的布料样品和未完成的布料表明，这件嫁妆曾作为材料选择和服装制作的参考，为了解当时亚美尼亚纺织工坊的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作为19世纪亚美尼亚服饰最完整、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记录之一，这件嫁妆展现了亚美尼亚纺织传统的丰富性和无与伦比的品质。其鲜艳的色彩、精湛的针线活和精致的设计，反映了高加索及其他地区亚美尼亚人社群的文化底蕴，并保留了其卓越的艺术遗产。
17世纪亚美尼亚手稿中奇思妙想的旁注：从艺术传统角度重新审视儿童作者身份
惠康收藏馆——一家位于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通过馆藏珍本和艺术品探索健康和人类体验——最近展出了17世纪亚美尼亚布道书《Or MS Armenian 15》中的旁注，并初步推测这些图画出自儿童之手。这种解读基于这些图画表面看似天真的特征：夸张的比例、不规则的光晕以及略带图案化的人物（“管状”身体、“棍状手指”和“糊涂脸”）。虽然儿童与手稿的互动已有历史记载，但这种推测值得我们深入探究亚美尼亚的艺术传统、作坊实践以及该手稿所处的17世纪——一个亚美尼亚彩绘艺术实验的时代。亚美尼亚小派和瓦斯普拉坎派在圣经图像中刻意运用扭曲、怪诞和反讽的手法。这些图画夸张的形式和抽象的边缘图案很可能体现了复杂的视觉修辞，而非技术缺陷。这些元素或许反映了神学幽默、精神超越，或前基督教视觉语言的本土化改编——所有这些都是亚美尼亚彩绘的标志。因此，“怪异的马”和“潦草的填充”可能意味着戏仿或评论，而非幼稚的创作手法。此外，17世纪见证了亚美尼亚艺术的风格创新；这些边缘注记或许体现了迈向现代化的过渡性实验，而非幼稚的涂鸦。作品创作的多变性（例如，不一致的光晕）与其说是儿童发展，不如说更符合作坊实践。可能的解释包括：主要艺术家未完成的草图；画主后来的添加；或师傅去世后的学徒作品。手抄本学证据证实，技艺欠佳的成年艺术家通常会贡献旁注。认为“原始”风格代表童工的假设忽视了这些有据可查的实践以及亚美尼亚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刻意怪诞的传统。虽然儿童可能接触过手抄本，但由于缺乏出处证据，将其归因于儿童仍然难以确定。这些图画的风格和语境特征更强烈地暗示了成人的艺术创作，无论是刻意为之、实验性还是粗犷的。此次重新评估强调了对旁注进行细致分析的必要性，需要认识到亚美尼亚艺术独特的视觉词汇以及手抄本制作的复杂现实。
亚美尼亚学者推动南高加索-中国关系国际学术对话
4月26日，由山东航空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从南高加索到中国：历史遗产与现代经济文化融合”为跨区域学术合作开辟了新路径。亚美尼亚外交代表表现突出，包括亚美尼亚驻华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科里云·加扎良（Koryun Ghazaryan）、一等秘书哈鲁秋恩·海拉佩强（Harutyun Hayrapetyan）以及前驻华大使马纳萨良（Manassarian），展现了亚美尼亚对学术外交的重视。格鲁吉亚驻华大使帕塔·卡兰达泽（Paata Kalandadze）及使馆代表亦出席会议，体现了地区合作精神。中方代表包括知名学者、地方政府代表及产业园区负责人，山东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李长海教授等高校领导也共同参与讨论。亚美尼亚学者发表了前沿研究成果：苏州大学的安妮·马尔加良博士（Dr. Ani Margaryan）探讨了亚美尼亚商贾阶层在艺术赞助中被忽视的作用，而南京大学的安娜·阿达米扬（Anna Adamyan）则重新诠释了亚美尼亚“宇宙树”符号的跨文化意义。这些研究引发了与中国学者关于共同历史叙事和现代经济协同效应的热烈讨论。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包括计划中的联合出版物和教师交流项目，彰显了学术外交如何通过严谨研究和机构合作，强化南高加索与中国的联系。
瓷器中的亚美尼亚服饰：作为文化叙事的小雕像
库珀·休伊特史密森尼设计博物馆位于纽约市，是美国国家设计博物馆。它隶属于史密森尼学会，位于第五大道的安德鲁·卡内基大厦。该博物馆由工业家彼得·库珀的孙女萨拉·库珀·休伊特、埃莉诺·加尼尔·休伊特和艾米·休伊特于 1897 年创立，旨在教育公众了解设计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库珀·休伊特收藏了超过 210,000 件物品，涵盖了 30 个世纪的设计历史。其中包括一个 18 厘米高的亚美尼亚小雕像，由罗蒙诺索夫瓷器厂制作，年代约为 1925 年，博物馆于 1989 年收购。小雕像由瓷器制成，带有珐琅和镀金。底部有一个圆形徽章，上面印有锤子、镰刀和齿轮，旁边用红色釉面印有“俄罗斯制造”字样。小雕像描绘了一位正面站立的亚美尼亚妇女，身着传统服饰。服装结合了白色、米色和浅蓝色调，仿制的绣花围裙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披在裙子上。头饰包括一条蕾丝面纱，延伸到小雕像的颈部和胸部。小雕像的视觉特质，尤其是白色、奶油色和蓝色的使用，以及围裙的正式特征，反映了 20 世纪早期描绘亚美尼亚女性的明信片的审美，这些女性可能来自第比利斯（现代的第比利斯），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亚美尼亚社区的家园，有着独特的服饰和配饰。长袍、围裙和整体设计与东亚美尼亚民族服饰传统非常吻合。罗蒙诺索夫瓷器厂于 1744 年根据伊丽莎白皇后的命令在圣彼得堡成立，是俄罗斯第一家瓷器厂，也是继迈森和维也纳之后欧洲第三家瓷器厂。该厂最初名为皇家瓷器厂，1925 年以俄罗斯科学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的名字重新命名。早期生产仅供宫廷使用，用于制作皇家用品和外交礼品。该工厂的成立旨在减少俄罗斯对进口欧洲瓷器的依赖，并发展国内生产能力，反映了 18 世纪更广泛的观点，即瓷器是技术和文化进步的象征。 在 19 世纪末和 20
文化的十字路口：山东航空大学推动亚美尼亚研究发展
山东航空大学致力于通过各种学术和推广活动推动亚美尼亚学的发展。11 月 9 日，历史系举办了一场讲座，由著名亚美尼亚艺术史学家、苏州大学现任博士后研究员 Ani Margaryan 博士主讲。Margaryan 博士介绍了她的研究成果“多元文化身份的形成：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中亚美尼亚商人民族服饰的分类及其文化关联”。讲座辅以视听材料，代表了一项开创性的举措，旨在重建 17 和 18 世纪亚美尼亚商人阶层的民族服饰。 演讲强调了商人在亚美尼亚侨民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并阐明了他们与中国国际贸易网络的深厚联系。它还研究了这些经济互动是如何在物质文化中体现的，特别是通过文物、服装和配饰。 此次合作标志着 Ani Margaryan 博士与山东航空大学的第二次学术合作，此前她的上一次演讲重点关注了亚美尼亚民族服饰的艺术史论述。值得强调的是，山东航空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数不多的拥有专门的部门来推广和传播亚美尼亚研究的机构之一，从而促进了中国和国际学者之间的互动，并与亚美尼亚学术机构建立了实质性的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