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刻的表面，层叠的身份：非亚美尼亚金属制品中隐藏的亚美尼亚历史
艺术史中的物品往往承载着不止一种文化身份，因为同一表面可以层层累积制作、拥有、奉献与再利用的痕迹，每一层都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刻添加。例如，乾隆皇帝曾命人在其收藏的商周青铜器上镌刻铭文，于是公元前两千年的礼器上如今带有十八世纪的诗文与玺印。此类物品所记录的并非单一的创造行为，而是一连串的保管与流传。在制作完成很久之后添加的铭文，将一件更早的器物重新置于后来的价值、记忆或虔诚的框架之中，于是该物品同时属于两种时间序列。亚美尼亚艺术通常通过一套赞助与族群作者的语汇来描述：一件作品之所以是亚美尼亚的，是因为由亚美尼亚人委托制作、由亚美尼亚人之手完成，或存放于亚美尼亚的宗教与社群机构之中。这一模式就其本身而言是合理的，但它遗漏了一类材料——其制作属于其他传统，而其亚美尼亚属性仅由后来添加的铭文所确立。其原因主要是地理与经济的。亚美尼亚商人、工匠与教士持续往来于亚美尼亚高原、高加索、波斯与奥斯曼诸城之间；近代早期的离散群体形成了密集的贸易、朝圣与捐赠网络；亚美尼亚社群也惯常继承、购买或受赠邻人制作的物品。在这些情况下，铭文成为一种占有、纪念与合法主张的工具，将一件获得的物品转化为亚美尼亚的文献。这一过程最清晰的存世例证之一，是雅典贝纳基博物馆的一件坠式耳环。 该耳环（ΕΑ 2131）由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七世·杜卡斯（1071—1078年在位）的一枚金币希斯塔梅农制成。米海尔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之后随即登基，这场败仗使拜占庭丧失了大部分安纳托利亚行省，通常被视为帝国漫长衰落的开端；他继承的国库已然紧张，货币已然贬值，而他本人于1078年被一场民众起义推翻，终结了杜卡斯家族对政权的直接掌控。尽管如此，他的金币希斯塔梅农在此后一代人的时间里仍是东地中海最主要的高价值货币。西方史料称之为米哈埃拉通或米歇卢瓦，它在意大利、尤其是南部广泛流通，因为其黄金含量与当地流行的西西里塔里几乎相当。对于1090年代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以及耶路撒冷王国的早期而言，米海尔的金币是他们在黎凡特所遇到的标准高价值通货。因此，这枚钱币远远越出了铸造它的帝国的疆界，而它首先是以货币的身份做到这一点的。 对本论述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米海尔的希斯塔梅农同时也被独立地当作一种可佩戴的物品来对待。许多存世实例被穿孔或镶嵌：大英博物馆所藏十二枚米海尔七世金币中有五枚被穿孔，敦巴顿橡树园收藏中包括五枚穿孔实例，另有一枚装有悬环。一枚在英国发现的米海尔七世穿孔希斯塔梅农被归类为珠宝而非货币，而穿孔的位置表明，孔是为展示皇帝肖像而非基督像而打的，这说明佩戴者对希望被看见的内容做出了有意的选择。一件见于交易市场的实例带有如尼文涂刻，可能出自一名在瓦兰吉卫队中服役的日耳曼雇佣兵之手，他或许是在领取薪饷后将钱币标记为自己的财产。另一件据报带有希腊文与阿拉伯文涂刻。这些并非亚美尼亚的案例，但它们确立了一条普遍原则：这一时期的拜占庭金币经常被剥离其货币功能，并被重新铭刻进其他文化的视觉与个人经济之中。 贝纳基耳环属于这一更广泛的现象，并赋予其特定的亚美尼亚形式。这枚钱币后来被镶嵌于花丝框座之中，并以亚美尼亚文刻写铭文。铭文标明该物为生日礼物，日期为5月26日，年份可读为亚美尼亚纪年的1311年或1911年——即1862年或二十世纪——第三位数字难以辨认。因此，博物馆将其定为十八世纪的断代显得不够精确，而目录描述与铭文证据之间的分歧，恰是一个有益的提醒：铭文必须作为文献而非装饰来阅读。将钱币镶嵌为珠宝在十九世纪亚美尼亚城市文化中十分普遍，花丝与嵌币饰物构成了独特的市民与教会品味的一部分；这枚耳环的主人不愿将一枚外国钱币熔毁，而是选择将其保存下来，并刻上日期、场合与姓名。该物品所记录的既是家庭记忆，也是货币价值，而亚美尼亚铭文正是将一枚继承而来的钱币转化为亚美尼亚记忆文献的关键。 综观全物，它表明亚美尼亚铭文起着文献工具的作用，能够将一枚外国货币转化为生日礼物、纪念物或占有标记。铭文构成了书写于物品表面之上的一份档案，独立于承载它的作品的制作与风格。值得在此稍作停留，审视此类介入在物质上的谦逊。环绕钱币边缘的几行文字在展柜中极易被忽略，目光首先落在黄金与花丝之上；铭文很小，常常磨损，有时被降为标签的最后一行，甚至完全省略。这正是它所承载的历史一直隐而不显的原因。这种不起眼是视觉上的，而非历史性的。物品表面最微小的介入，可能记录其生命中最重大的变化，而学者的任务，正是逆转展柜所强加的那种注意力等级。 使这一介入具有决定性的，不仅是亚美尼亚人书写了，而是他们用亚美尼亚文书写。梅斯罗普·马什托茨于五世纪初创制的字母表，自其诞生之初便是宗教与文化凝聚的工具，赋予亚美尼亚语一种独立于希腊文、叙利亚文与波斯文的书写形式。在离散之中，文字获得了领土与制度所不具备的可携带性：它可以被携带、教授、抄写，并镌刻于任何地方、任何表面。因此，用亚美尼亚字母铭刻一件物品，便是以当时最经济、最持久的形式作出宣告——这件物品如今属于一个亚美尼亚的世界，一位具名的亚美尼亚人曾持有它、赠予它，或请求借它而被铭记。铭文语言并非其文献功能的附带之物；它就是归属的签名 贝纳基耳环是这一过程最清晰的存世例证，但它很可能并非唯一。其他物品同样带有制作完成后添加的亚美尼亚铭文，其中一些可能属于同一类别，尽管确立这一主张所需的证据——物品的可靠断代、铭文的独立记录以及清晰的流传经历——往往并不完整。 因此，未来的研究必须刊布这些铭文，并制定足够精确的标准，以区分后来的介入与最初的委托，而贝纳基耳环表明，这种区分既可能，也至关重要。更广泛的意涵关乎亚美尼亚艺术史：该领域长期追问亚美尼亚人制作了什么，而它或许也应追问亚美尼亚人标记、保存与传递了什么，从而将亚美尼亚物质文化置于跨文化交流的更广阔历史之中。
丝绸之路上的亚美尼亚胭脂虫：晚期古代埃及的红色染羊毛披风
在阿尔贝·加耶（Albert Gayet）1898年考古发掘中，于中埃及安蒂诺埃（Antinoé，即安蒂诺波利斯）墓地出土、现藏于里昂织物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Tissus et des Arts Décoratifs）的纺织品中，一批男性披风不仅以其自身的技术成就引人注目，更是亚美尼亚染料如何进入晚期古代地中海纺织经济体系的实物证据。编号为MT 34872的这件衣物出自B 281号墓葬。加耶无法从墓葬本身判断墓主的身份地位，仅凭其衣着，将他命名为« haut dignitaire »，即"高官"。这件披风以开司米羊毛织成经面平纹组织，经纬均为Z捻，纬密极高，几乎完全覆盖经线。织物下机后，以起绒草对两面进行起绒——先按Z方向自右向左轻微移动，再沿经线方向自左向右——这一整理工艺将纤维拉起，形成浓密而富有光泽的绒面，几乎如毛皮一般，使色彩更为深沉，光泽更为突出。这一做法是安蒂诺埃披风的典型特征，也解释了为何这些衣物长期被认为系进口：无论是起绒羊毛织物本身，还是最精良样品上所用的染料，都非埃及本土所产。对该组披风的技术分析区分出两种染色传统。胭脂红色披风，包括出自B 281、C 395、B 114和B 148号墓葬者，采用匹染：当抽出一根经线与一根纬线相比较时，经线的染色渗透明显较差，这是织物染色而非纱线染色的标志。绿松石色披风，出自B 139和B 288号墓葬，则采用纱线染色——保存下来的布边末端留有未染色的纬纱投梭痕迹，可资证明。B 148号墓葬的披风以2/2 Z斜纹配双纬织成，呈现出进一步的变化：斜纹对角线的Z方向因纱线本身的Z捻而得到强化。相比之下，绿松石色披风以低捻双纬织造，双纱的紧密打纬旨在便于织物下机时进行起绒，同时形成厚实而柔软的质地。镶边同样具有启发性。在较精细的胭脂红色披风上，裁缝施加了丝绸贴边；在较厚重的织物上，则可见亚麻绳线、细羊毛织物、全丝或半丝织锦（samit），或羊毛饰带。B 139号墓葬披风上所贴的织锦为二纬提花织法，采用2/1 Z斜纹组织，经线为丝毛成对排列，纬线为红色羊毛与米色丝线交替，密度约为每厘米48至51纬——这一密度足见工坊的技术追求。将这些衣物与亚美尼亚联系起来的，是颜色。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与爱丁堡大学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结合光电二极管阵列检测所进行的染料分析，在最精美的样品中鉴定出两种动物性红色染料：凯尔姆斯胭脂虫（Kermes vermilio）与« cochenille, probablement d'Arménie »——亚美尼亚胭脂虫，即Porphyrophora hamelii Brandt。鉴定依据为胭脂红酸及特定的微量标志化合物。亚美尼亚胭脂虫在B 114、B 148和B 139号墓葬的男性披风以及一件未确定出处残片中得到了表征；凯尔姆斯胭脂虫则出现于B 114和B 417号墓葬的披风中。同一轮分析还鉴定出黄栌（Cotinus coggygria），这是一种地中海染料，在此首次于埃及纺织品上被检测到。 由此呈现的图景是：进口的颜料，本土的工艺。安蒂诺埃的奢侈品工坊从晚期古代的贸易网络中获取原料——开司米绒、亚美尼亚胭脂虫、凯尔姆斯胭脂虫、西地中海黄栌——而纺纱、织造、起绒、整理和裁制均在城市内完成。出土织物在织机配置、布边、组织结构与缝制处理上的一致性，支持了为精致客户群体进行本土生产的判断。这些埃及披风中所含的亚美尼亚胭脂虫，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公元六世纪，亚美尼亚在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与萨珊伊朗这两大晚期古代强国之间占据着暧昧而有争议的位置。公元387年将亚美尼亚划分为罗马与伊朗势力范围，并未解决根本的紧张关系，亚美尼亚的效忠仍不确定——其基督教信仰使民众与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相区别，而贵族阶层与伊朗的文化与血缘纽带却依然存在。然而，正是这种处于帝国之间的位置，使亚美尼亚成为贸易的关键过境地带。中国史料记载，经由亚美尼亚的国际贸易至六世纪达到鼎盛，丝绸之路三条主要分支之一即穿行于阿拉拉特谷地。亚美尼亚胭脂虫采集于阿拉拉特平原与阿拉斯河谷，在亚美尼亚语中称为vordan karmir，即"虫红"，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珍贵商品，远销至中国，用于染制最精美的丝绸。因此，它出现在六至七世纪埃及墓葬服饰中，并非奇珍异闻，而是连接亚美尼亚高原与地中海世界的商业网络的痕迹——在这些网络中，亚美尼亚商人与亚美尼亚商品穿梭于帝国之间，携带着色彩跨越疆界。
中国亚美尼亚学生会举办埃里温年度聚会
8月6日下午5时，亚美尼亚学生年度聚会在埃里温LOFT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亚美尼亚学生会（ASAC）主办，该会是中国境内为数不多活跃且组织完善的亚美尼亚社团之一，由Mher Sahakyan于十多年前创立。会议由ASAC主席Tatevik Asatryan主持。学生会往届及现任理事会成员分别致辞，并与参会者展开积极对话。参会者包括曾在中国高校就读或正在就读的学生、毕业生，以及与中国相关机构的代表。逾50名与会者参与了热烈的讨论，分享了他们在华学习与生活的经历、所面临的挑战与所发现的机遇。现场气氛热烈而开放，与会者之间建立了富有意义的联系。活动期间，ChinArmArt创始人、ChinArmNet联合创始人Ani Margaryan博士介绍了全新三语平台ChinArmNet。该平台旨在加强亚美尼亚与中国在商业、文化与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当晚的活动再次彰显了亚美尼亚社群在中国的活力与潜力，以及大家共同致力于搭建亚中友好桥梁的决心。
马拉什刺绣：一场关于传统与传承的线上讲座
7月18日，亚美尼亚驻华侨民青年大使马内·瓦尔达尼扬与亚美尼亚孤儿救助协会（SOAR）联合举办了一场以“马拉什刺绣”为主题的线上讲座，聚焦其历史、文化意义及保护传承工作。活动邀请了刺绣大师卢辛·姆希塔良讲述该工艺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以及SO-Art项目发展协调员阿丽娜·马尔蒂罗相分享该项目通过手工艺培训赋能久姆里青少年女孩的感人故事。讲座在热烈的问答互动中圆满结束，充分展现了大家对这一珍贵文化遗产的深切关注。
亚美尼亚散居青年大使探讨亚美尼亚在中国和伊朗的贡献
2026年6月5日，一场线上会议邀请了2025/2026年度亚美尼亚散居青年大使驻中国代表玛内·瓦尔达尼扬（Mane Vardanyan）和驻伊朗代表普雷迪塔·加里比扬（Predita Gharibyan）发言。会议的核心议题是亚美尼亚人民在两国文化、教育、科学与经济领域的影响与贡献。两位发言人阐述了亚美尼亚社群的历史作用及其持久意义，强调了他们对社会发展与跨文化关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讨论在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氛围中展开，与会者交流了深刻见解，并强调了亚美尼亚人在巩固中国与伊朗之间历史文化纽带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会议圆满成功，既深化了主题探讨，也促成了一次宝贵的经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