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查特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Astvatsatryan）：他赋予了香港以生命力和美丽
保罗·查特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原名哈奇克·波戈斯·阿斯特瓦萨特里安）于1846年9月8日出生于加尔各答，根据拿撒勒亚美尼亚教会的洗礼登记册记载，他从悲惨的出身中脱颖而出，成为推动香港现代化进程的杰出人物。1855年，查特成为孤儿，《香港电讯报》于1926年5月28日刊登讣告，记载了他于1855年至1862年期间就读于马提尼埃学院。1864年，他抵达香港，这记载在1865年的《香港年鉴》中，标志着他开启了一段非凡的旅程，这段旅程将改变这片殖民地的商业和面貌。遮打凭借敏锐的金融头脑迅速成为香港商界的领军人物。他于1889年与他人共同创立了香港置地公司，公司注册文件证明了他的关键作用；而他于1889年至1926年担任香港电灯公司董事长，这段经历被记录在董事会会议记录中，为殖民地带来了电气化。他富有远见的海旁填海计划（1890-1904）正式记录在《香港政府宪报》，该计划扩展了香港的海滨，创造了宝贵的新城市空间。据《南华早报》档案记载，1886年牛奶公司（Dairy Farm）的成立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农业和粮食生产。除了商业成就之外，遮打还拥有殖民地时期亚洲最著名的私人艺术收藏之一，这些收藏品均通过拍卖记录和博物馆档案进行了仔细的记录。他收藏的中国外销瓷器包括一套著名的63件乾隆时期瓷器，其中12件精选藏品于1911年捐赠给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这在博物馆的入藏记录中已有记载。他的玉器收藏，尤其是现藏于香港艺术馆的明代软玉酒器“遮打杯”（藏品编号1967.0123），展现了他对亚洲文物的敏锐眼光。他的欧洲藏品包括摄影师约翰·汤姆森于1878年委托创作的肖像画（记录于皇家地理学会收藏的汤姆森日记中），以及乔治·钱纳利于1846年创作的标志性作品《香港港》，该作品刊登于1903年的《艺术期刊》。遮打的文化赞助远不止于收藏。 1910年，他捐赠2万英镑设立香港大学文学院，这笔款项记录在大学理事会会议记录中；1895年，他设立了拉·马蒂尼埃艺术奖学金，这笔款项也记录在加尔各答亚美尼亚学院信托基金的档案中。这些都体现了他致力于培养艺术人才的决心。他的慈善事业包括1887年向加尔各答亚美尼亚大教堂捐赠的巨额款项（教堂账簿记载），以及为香港圣约翰座堂安装的彩色玻璃窗（现保存于教堂档案中）。遮打于1902年获授圣米迦勒及圣乔治爵级司令勋章（KCMG），详情刊登于6月26日的《伦敦宪报》。遮打在香港立法局（1887-1926）和行政局（1896-1926）均有出色表现，其任期载于1926年的《香港蓝皮书》和1927年的《殖民地办公室名单》。他的政治敏锐性促成了香港平衡商业增长与文化发展的政策制定。 根据香港坟场记录，遮打于1926年5月27日逝世，遗嘱认证文件显示，他留下了价值320万英镑的遗产。遮打的遗产通过遮打道（1887年命名）和吉席街（1933年）等地标建筑，在香港的城市肌理中永存，官方命名记录保存于地政总署档案馆。香港赛马会于1955年设立的享有盛誉的“遮打杯”，至今仍纪念着他对马术运动的热爱。当代文献，包括《南华早报》1926年的纪念文章，都以“他赋予了香港以生命力和美丽”来概括他的双重遗产。
亚美尼亚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俄罗斯和中国的亚美尼亚侨民社区的见解
4 月 6 日，埃里温时间下午 6:00，俄罗斯和中国的亚美尼亚社区将举办首次联合线上活动“文化遗产保护”，将来自多个俄罗斯城市（阿纳帕、索契、秋明、特维尔、圣彼得堡和坦波夫）的侨民青年大使 (DYAP) 与中国同行联合起来，探讨在国外保护亚美尼亚文化遗产的实用方法，由专门研究亚美尼亚-中国文化交流的博士后研究员 Ani Margaryan 博士和埃里温国立大学历史学家和研究员 Armine Tigranyan 博士发表演讲。演讲者和主持人将讨论如何在侨民社区中保持传统、历史意识和亚美尼亚身份。参会者需要在https://www.norhayq.ru/vebinar_kulturnoye_naslediye_ru 上注册才能获得参与证书，这标志着促进全球亚美尼亚联系和制定统一的文化保护战略迈出了重要一步。
瓷器中的亚美尼亚服饰：作为文化叙事的小雕像
库珀·休伊特史密森尼设计博物馆位于纽约市，是美国国家设计博物馆。它隶属于史密森尼学会，位于第五大道的安德鲁·卡内基大厦。该博物馆由工业家彼得·库珀的孙女萨拉·库珀·休伊特、埃莉诺·加尼尔·休伊特和艾米·休伊特于 1897 年创立，旨在教育公众了解设计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库珀·休伊特收藏了超过 210,000 件物品，涵盖了 30 个世纪的设计历史。其中包括一个 18 厘米高的亚美尼亚小雕像，由罗蒙诺索夫瓷器厂制作，年代约为 1925 年，博物馆于 1989 年收购。小雕像由瓷器制成，带有珐琅和镀金。底部有一个圆形徽章，上面印有锤子、镰刀和齿轮，旁边用红色釉面印有“俄罗斯制造”字样。小雕像描绘了一位正面站立的亚美尼亚妇女，身着传统服饰。服装结合了白色、米色和浅蓝色调，仿制的绣花围裙分成两个相等的部分，披在裙子上。头饰包括一条蕾丝面纱，延伸到小雕像的颈部和胸部。小雕像的视觉特质，尤其是白色、奶油色和蓝色的使用，以及围裙的正式特征，反映了 20 世纪早期描绘亚美尼亚女性的明信片的审美，这些女性可能来自第比利斯（现代的第比利斯），那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亚美尼亚社区的家园，有着独特的服饰和配饰。长袍、围裙和整体设计与东亚美尼亚民族服饰传统非常吻合。罗蒙诺索夫瓷器厂于 1744 年根据伊丽莎白皇后的命令在圣彼得堡成立，是俄罗斯第一家瓷器厂，也是继迈森和维也纳之后欧洲第三家瓷器厂。该厂最初名为皇家瓷器厂，1925 年以俄罗斯科学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的名字重新命名。早期生产仅供宫廷使用，用于制作皇家用品和外交礼品。该工厂的成立旨在减少俄罗斯对进口欧洲瓷器的依赖，并发展国内生产能力，反映了 18 世纪更广泛的观点，即瓷器是技术和文化进步的象征。 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该工厂生产了一系列代表俄罗斯帝国内各民族的小雕像。其中包括亚美尼亚人的画像，展示了传统服饰、文化习俗和身体特征。这些亚美尼亚小雕像描绘了身着刺绣长袍和头饰等地方服饰的男女，采用工厂的硬瓷技术制作而成，这种技术以耐用性和精确性而闻名。这些小雕像记录了俄罗斯帝国的民族多样性，到 20 世纪初，俄罗斯帝国已涵盖 100 多个不同的族群。它们是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直观地展示帝国的多民族构成，促进沙皇统治下的统一。罗蒙诺索夫瓷器厂至今仍在运营，其历史产品（包括亚美尼亚小雕像）因其在代表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民族和文化政策方面的作用而被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亚美尼亚的埃里温彩陶厂也生产身着民族服饰的小雕像。该工厂于 1947 年在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最初使用德国模具和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原材料。两位艺术雕塑家 R. Simonyan 和 V. Teruni 在塑造工厂的艺术风格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D. Babayan 和 A. Chakmakchan 设计了基于亚美尼亚民间传统的瓷器雕像。1948 年至 1949 年间，亚美尼亚女艺术家 Hripsime Simonyan（1916-1998 年）担任工厂的首席艺术家和雕塑家，创作了一系列受亚美尼亚民间传说启发的雕像和餐具，并进行量产。
美国第一位亚美尼亚移民马丁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马丁是第一位在现今美国定居的亚美尼亚人，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618 年，马丁抵达弗吉尼亚州詹姆斯敦，成为新大陆早期移民潮中的一员。他的存在记录在弗吉尼亚州的记录中，记录显示他在 1619 年的一起法庭案件中作证，并从事烟草生意，这是该殖民地烟草驱动经济中的关键行业。马丁还因将蚕桑养殖引入新大陆而受到赞誉，这是使殖民地农业产量多样化并建立丝绸产业的早期尝试。马丁前往弗吉尼亚的旅程情况部分被历史所掩盖，但有证据表明他很可能来自欧洲，可能是荷兰，到 16 世纪中叶，亚美尼亚商人已经在那里建立了强大的影响力。亚美尼亚人因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而闻名，他们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特别是在新朱尔法、波斯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这些网络经常将他们与欧洲殖民企业联系起来，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企业。根据 Vahan Kurkjian 的《亚美尼亚历史》，当时存档的荷兰政府信件反映了亚美尼亚语波斯方言的使用，表明来自新朱尔法的亚美尼亚人积极与荷兰贸易中心接触。这表明马丁可能是这个流亡者的一部分，利用他的关系到达新世界。 马丁抵达弗吉尼亚通常与殖民人物有关，例如弗吉尼亚州州长乔治·耶尔德利爵士和著名探险家兼副州长塞缪尔·阿加尔上尉。《亚美尼亚在美国的遗产：400 年遗产》一书的作者 Hayk Demoyan 认为马丁可能是作为耶尔德利的仆人或同伙抵达的，耶尔德利曾在弗吉尼亚服役并在荷兰与西班牙人作战。虽然尚不清楚亚德利是否在荷兰直接遇到马丁，但考虑到该地区既有亚美尼亚社区，也有英国军事人员，这种联系是合理的。同样，纽约大学教授凯伦·奥达尔·库珀曼 (Karen Ordahl Kupperman) 发现的文件将马丁描述为“完全依赖阿尔加尔”，这表明他与船长关系密切，阿尔加尔因绑架波卡洪塔斯而出名。马丁偶尔被误认为波斯人，这可能表明他熟悉波斯语，这进一步支持了他起源于新朱尔法的理论。在弗吉尼亚定居后，马丁通过引进蚕种和从事利润丰厚的烟草贸易展示了他的创业精神。他的努力得到了该殖民地的主要投资者伦敦弗吉尼亚公司的重视，尽管他被贴上了“陌生人”的标签，但仍获得了优惠的海关待遇。他的贡献足以让他受邀前往英国，成为该公司的理事会成员。然而，1624 年弗吉尼亚公司解散后，马丁从历史记录中消失，几乎没有留下他晚年的踪迹。马丁的意义超出了他的个人成就。作为新大陆的第一位亚美尼亚人，他为其他人铺平了道路，比如亚美尼亚人乔治。乔治于 1653 年受弗吉尼亚州议会委托生产丝绸，并获得了 4,000 磅烟草作为补偿。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美尼亚人继续为美国殖民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亚美尼亚制图师绘制了东海岸的地图，而约翰·阿尔加·巴比吉安等人在 18 世纪末的一次航行中偏离航线后无意中抵达美国。巴比吉安是一位新朱尔法亚美尼亚人，后来将一卷美国历史翻译成亚美尼亚语，进一步连接了两种文化。马丁的故事也在亚美尼亚历史的大背景下引起了共鸣。 1773 年，旅居印度的亚美尼亚侨民沙哈米尔·沙哈米尔扬 (Shahamir Shahamiryan) 起草了独立亚美尼亚的宪法草案，该草案从美国的自由理想中汲取灵感，并参考了乔治·华盛顿的领导风格。这凸显了亚美尼亚人对自由的渴望与美国实验之间的持久联系。
Petros Baronyan 或 al-Barun al-Mukhtari：奥斯曼朝拜指示牌背后的亚美尼亚梦想家
Petros Baronyan，也被称为 al-Barun al-Mukhtari，是一位 18 世纪的亚美尼亚发明家和翻译，曾在伊斯坦布尔的荷兰大使馆任职。1738 年，他发明了一种著名的朝拜指示牌，称为 Qibla-numā-yi āfaqi，以帮助穆斯林确定麦加的祈祷方向。该工具配有一张雕刻地图和一份全球近 400 个城市的列表；每个城市都经过编号，方便定位。他的朝拜指示牌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将实用功能与艺术设计相结合。 根据 Baronyan 在仪器铭文中提供的信息，1146 年 AH/1733 年，他向大维齐尔阿里帕夏 (1732-1735) 呈递了一篇名为 Jam-numā fī fann al-Jughrafyā 的论文，随后被命令制作一个 rubṭ-i shamsī（日晷），名为 rub-i mustadīr（一种带有两个环的便携式通用赤道日晷）。为此，他获得了丰厚的报酬，并受此鼓舞，开始研究一项新发明：朝拜指示器。在 Ra’īs al-Kuttāb Mustafa Efendi 的支持下，Baronyan 得以将他的设备呈交给新任大维齐尔 Yeğen Muhammed Pasha (1737-1739)。制造者 Petros Baronyan 的名字出现在多个变体中。在朝拜方向的铭文中，他的名字被写成 Bārun/Bārūn al-Mukhtari（“发明家男爵”），而在他的译本中，他的名字被记录为 Pitrū Walad Bārūn al-Armanī (پترو ولد بارون الأرمني)。德国东方学家 Franz Taeschner 称他为“Petro veled Baron”，而土耳其科学史学家 Adnan Adıvar 则称他为 Bedros Baronian。Baronyan 出生于中安纳托利亚城市开塞利，具体日期不详。他很小的时候就为荷兰驻伊斯坦布尔大使 Jacobus Colyer 伯爵 (1657-1725) 服务，后来成为联合省公使馆的译员。 1725 年科利尔去世后，巴罗尼扬担任两西西里王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的首席翻译官。他的朝拜指示牌通常用木板制成，上面印有两个圆形图案，一个描绘麦加的圣地，附有巴罗尼扬的描述，另一个展示由阿卜杜勒瓦哈卜·西迪基签名的世界地图。这些仪器被认为是科学工艺的杰作，将地理精度与复杂的艺术细节融为一体。铭文提供了详细的使用说明，通常包括巴罗尼扬的签名和生产日期。巴罗尼扬于 1738 年制作的原始朝拜指示牌现收藏于意大利威尼斯的威尼斯市民博物馆基金会 - 科雷尔博物馆。这种仪器被称为带盒的 Qibla（麦加指示器）寻向板，是一幅用墨水和蛋彩画在纸上的作品，粘在木头上，用彩绘木框装裱。打开时尺寸约为 33.9 × 32.7 × 2.6 英寸，合上时尺寸约为 30.1 × 14.2 × 1.6 英寸。位于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科雷尔博物馆保存了这件文物，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科学仪器的重要代表。有兴趣参观的人应该查看博物馆的当前展览，因为展览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此外，受 Baronyan 原创设计启发的复制品和仪器已在各种展览和拍卖会上展出。东方艺术拍卖行拍卖了一块 Baronyan 风格的 Qibla 寻向板，制作日期为公元 1764/65 年，反映了他的作品的持久影响力。
